中美同時強調制造業升級，制造強國是必由之路美國二戰之后成為“世界工廠”，制造業非常發達，但是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由于比較優勢喪失，制造業開始出逃。2008 年金融危機后，奧巴馬政府陸續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來實現“再工業化”。但是根據Statista 網站的數據，2016 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滑落至歷史低點11.7%，表明“再工業化”效果不理想。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進一步強調讓“制造業重回美國”，并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將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由35%降至21%。

根據萬德數據，中國制造業在改革開放后迅速發展，40 年間工業增加值復合增長率13.75%。但是我國人口紅利逐漸喪失，低端初級制造開始往東南亞等國轉移。2008 年后，我國推出了四萬億刺激政策，國內出現了房價等資產泡沫，根據Wind 數據，一線城市百城平均房價由2011 年的22091 元/平米上漲至2017 年的41055 元/平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實體經濟發展。

新一屆領導不斷強調中國經濟需要“脫虛向實”，并制定了“中國制造2025”等規劃，中國實體經濟需要通過“三步走”，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

回顧全球制造業四次遷移，創新才能驅動產業發展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全球制造業轉移走向對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乃至世界格局都有重大的影響，近代世界歷史上共出現過四次制造業大遷徙，其背后驅動力都是創新因素。

第一次制造業中心遷移發生在1920 年代，由英國遷往美國，原因是美國在制造流程上創新。美國通過發明出流水線生產方式，使大規模量產成為可能，同時也集中了研發力量。而英國則保留了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1920 年代末，美國的研發支出在國民產值中所占比例高達 2.5%，而同期的英國只有 2%；美國土木工程師在總就業人口中所占比例已高達 13%，高于英國的5%。

第二次制造業中心遷移發生在二戰后，由美國遷往日本，德國。兩國實現了協作體系的創新，許多企業數十年鉆研一個細分行業。這些企業擁有雄厚的技術儲備，產品質量世界領先。例如日本制造的光刻機技術世界領先，定位精度達到0.01 微米，而德國供應了其中最核心的光學元器件。

第三次制造業遷徙發生在1990 年代初，亞洲的新興工業體，如韓國與中國臺灣，積極整合產業鏈，實現了技術突破。典型的例子如臺灣的臺積電，富士康，以及韓國的三星集團。上世紀 90 年代初開始，由美國公司負責設計，中國臺灣負責代工做硅晶片廠，嘗試了不同尺寸的硅晶片，從硅晶片制造到切割、封裝、測試，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鏈。通過打通產業鏈，不但降低了成本，還提供了深入了解技術的機會，為創新提供了條件。

第四次制造業遷徙的目的地是中國。我國始終堅持制造業體系化。經過多年發展，逐漸形成了完備的工業體系，軟件服務商有BAT，硬件制造商則有聯想、華為、小米等。自有工業體系的最大優點在于制造過程中產生的成本，大部分能轉化為投資，進入了整個國家的原材料工業、能源工業、基礎設施和配套產業之中，使得一個強大的工業和市場體系最終在我國形成。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根基，大國角力抓手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制造業對國民經濟有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這也是中美兩國都重視制造業的原因。制造業能夠大量吸納勞動力，2016 年我國制造業吸納就業人數4893.8 萬人。制造業在國家經濟體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2017 年我國工業增加值總量占GDP 比重為33.9%。

同時，制造業能夠為軍事工業提供技術支持，是影響一國軍事實力強弱的重要因素。制造業能夠提供國防物資生產能力，保障國家安全，是大國間角力的重要抓手。例如我國自產的五軸聯動數控機床，是加工葉輪、汽輪機轉子、大型柴油機曲軸等軍工配件的唯一手段，提升了我國軍工行業精密加工能力。